西瓜影院快播 【光明日报】陈平原：“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感” ——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

演讲东谈主：陈平原西瓜影院快播

演讲时辰：2010年4月29日

演讲地点：北京大学

陈平原　广东潮州东谈主，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华文系老师及系主任、教诲部“长江学者”特聘老师、香港华文大学讲座老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连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演义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诲及学术、图像与翰墨等。曾被国度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隆起孝敬的中国博士学位得到者”(1991)；先后出书《中国演义叙事模式的转换》《千古文东谈主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开导》《中国散文演义史》《触摸历史与投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撰述三十种。

在现代中国，只须你念过小学，都知谈有个“五四通顺”；可所谓“知谈”，不等于真的贯穿。更而况，咱们每代东谈主都在与“五四”对话，一次次的挂念与阐释中，其实蕴含着咱们我方期间的困惑与追求。九十一年来，每代学者及后生都以某种款式与“五四”对话。其中最让我担心的，是“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感”。二者颇有纠葛，有时井水不犯河水，有时又相互违背，就看你如何不雅察与判断。

何谓“五四通顺”

何谓“五四通顺”，既可贯穿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效应，也可看作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念念想发蒙、文学转换、政事抗议。

客岁的这个时候，我在北大主捏召开“五四与中国现现代文学”国外研讨会。为论文集、花式表及海报作念计算时，我选了三幅图，一是“五四”当日的相片，二是闻一多的竹素装帧，三是天安门东谈主民勇士挂念碑基座的浮雕。老相片的中央，那旌旗上有“国立北京大学”字样，最提神。可其后没采纳，不是“言出法随”，而是制作成果实在欠佳。参与计算的学生大呼可惜，他们更好意思瞻念采纳那幅五四游行的老相片，与其说是出于历史感，还不如说是自重心。

挂念“五四”时，引入图像的因素，让其与翰墨之间形成某种对话，起码五十年前《文艺报》就这样作念了。发行“五四通顺四十周年挂念专号”时，除了林默涵、夏衍、杨晦、茅盾、郑伯奇等东谈主著作，还配有滑田友等东谈主创作的这幅浮雕。至于闻一多的这幅画，出自《清华年刊》，即清华学校1921级毕业班挂念集，底本是闻一多创作的竹素装帧，我取中间的图像部分。图片上方有“BEFORETHEAUDIENCE”字样，至于“天安门前的后生陈述者”，则是《拍案颂》（北京藏书楼出书社，2007）编者代拟的题目。

三张图片的互异，依稀可见“历史敷陈”的变化。老相片隆起高扬的校旗以及抬头阔步的大学生，是众东谈主对于“五四”的率先印象；闻一多的画，演讲的学生是正面，倾听的人人是背影，远方还有飞驰而过的东谈主力车；挂念碑的浮雕，学生和工农相互呼应，互为主体性。单看这三幅图，你都能大约领悟，“历史”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倒促使我反省：对于“五四”的记忆，北大学生老是占据主导地位，“从来如斯，就对吗？”

何谓“五四通顺”，既可贯穿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效应，也可看作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念念想发蒙、文学转换、政事抗议。两种叙述，体现不同的学术态度。毫无疑问，北大学者大都遴荐后一视角，因那意味着，北京大学恒久站在聚光灯下。

客岁的这个时候，我到台湾参加“五四文学东谈主物影像”开幕式及关系论坛，一看海报，我就乐了。为何遴荐冰心、徐志摩、鲁迅、郁达夫、田汉，这海报上的五东谈主组合，莫得一个在五月四日天安门前的抗议现场。即便在京的冰心和鲁迅，也都莫得参加游行；即便参加新文化通顺，也不是“主将”。鲁迅的作品代表新文化的“实绩”，但他自称是“听将令”的。一问方才领悟，决定此布局的不是官方，也不是学者，是好意思编。为什么？面子，后生东谈主心爱。这你就领悟，对于文化传播来说，图像如实很关键。

行动的开幕式上，台湾师范大学齐唱团的学生，穿上五四时期的服装，唱阿谁期间的流行歌曲，可一启齿，我就以为不像。因为，此前北大也有一台晚会：“红楼回响———北大诗东谈主的‘五四'”。两相比较，后者那种舍我其谁的嗅觉，且自认“五四”精神仍是熔解在血液中，那等于“咱们的故事”，让我很震荡。一贯注相貌，一强调精神，在影像期间，如何“回生”或“创造”历史，你以为北大细目顺利，不一定。

大陆谈“五四”，那既是历史，亦然本质；既是学术，亦然精神。而台湾谈“五四”，基本上属于“怀旧”，莫得那种“壮怀浓烈”的嗅觉。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在如何看“五四”的问题上相互影响。台湾影响大陆的，是对激进主义念念潮的月旦，尤其活气五四新文化东谈主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陆影响台湾的，是新文学不单是属于和蔼且闲雅的徐志摩，必须直面鲁迅等左翼文东谈主粗粝的呐喊与没齿难忘的苦处。

若何看“五四”，天然见仁见智。可当我启齿评述时，显然是站在大陆学者的态度，比如，强调北大学生更能体会“五四”精神。仔细分析，这梗概是“北大视角”酿成的，且更多体现北大东谈主的政事情感及学术态度。再进一步推想，我的这种解读方式，是否与二十世纪中国“风浪耽搁”的历史气运相呼应；下一个百年，中国东谈主若何看“五四”，还像咱们一样“热枕壮志”、“涕泪飘摇”吗？或者换一个角度，泰西学东谈主若何看五四，日本后生若何看五四，同期代的中国东谈主中，北京东谈主与外地东谈主、亲历者与风闻者、工农大众与后生学生，其解读“五四”的方式，是否也都不太一样？

另外，在众东谈主的记忆中，占据五四新文化通顺舞台中心的，乃着名老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昆季等。这天然没错。可还有少许相同不行健忘：这是一个标榜“新后生”的通顺，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的后生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如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并排；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量。大学时间“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而径直参与念念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世势必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风趣风趣上，辩论五四新文化通顺，最好兼及那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后生学生。谈念念想发蒙，师长们如实占据中心位置；论文学转换，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事谨守，唱主角的乃是大学生。不然，若何叫“学潮”或“学生通顺”？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后对于“五四”的挂念、追思与阐释，主要是由学生一辈来完成的。

在《触摸历史：五四东谈主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书社，1999；北京大学出书社，2009）中，咱们勾画了45名历史东谈主物与“五四”相见的生命历程，其中包括13位大学生，但师长者依旧是主体。在《触摸历史与投入五四》（北京大学出书社，2005）中，我论及“回到‘五四'现场”时，曾开列十位当年北京学生（其中北大4东谈主）的回忆著作，目的是让对“五四”感兴味的读者，从当事东谈主的眼神来解读那一场已成为关键话题及念念想资源的伟大事件。今天，我干脆撇开师长，地谈从“北大学生”的角度，来看待那场影响极为深刻的政事、念念想、文化、文学通顺。

如何“追思”

对于文东谈主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通顺”的记忆，毫不单是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可能随时召唤出芳华、渴望与情感。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清晰的“追思”，咱们方才得以厚重投入“五四”的纪律情境。

倘若但愿“五四”活在一代代年轻东谈主的记忆中，单靠准确无误的风趣风趣阐明显然不够，还必须有真实可感的具体印象。九十一年间，风浪幻化，对于但愿通过“触摸历史”而“投入五四”的读者来说西瓜影院快播，当年身历其中的东谈主的“琐碎”回忆翰墨，很可能是“最好读物”。

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傅斯年(1896-1950)，曾任中央联系院历史话语联系所长处，抗治服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在1943年5月4日（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偶谈》，说起“五四”的历史价值：“就文化说，他曾透顶查抄中国之文化，分袂先容西洋之文化，时所立论，在今天看来，不少太稚子的话，然其摇荡所及，确曾冲破了袁世凯段祺瑞期间之并立。”第二年的“五四”挂念日，傅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五四”二十五周年》，再次为“五四”的反传统狡辩：“假如咱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咱们如何还有气力作念一个抗敌事迹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端淑‘奋发自强去'？”抗战中，开导民族自信心十分必要，但不行变成“夸大狂”，更不该隔断批判与反省。

北大英文学门1917级学生罗家伦(1897-1969)，曾任清华及中央大学校长。1950年他在《五四的真精神》中写谈：“五四是代表新文化毅力的觉醒”、“五四是代表国度民族毅力的觉醒”、“那时五四的发动，完全出于后生纯净爱国的情感，绝无任何政党或政团在后头发纵指使”。

北大国文系1918级学生成舍我（1898－1991)，原名成平，在中国新闻史上享有很大声望。1924年起接踵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关键报刊，1955年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事迹学校，后升格为世新大学。成舍我1937年5月4日在上海《立报》发表《若何挂念“五四通顺”》：“天然，用大众力量对政局表透露见，和先容近代学术，并不是始于‘五四'，但限度普及世界，动员到工商各界的，必以‘五四'为起初。是以‘五四'是中国民族战争史，政事史，以及文化史上最可挂念的一天。”二十年后，有感于国民党对待“五四”的空乏作风，成舍我撰写了《卑论集·往常了三天的“五四”》，称：“五四通顺，是民族转换、政事转换、念念想转换的空洞体，莫得五四通顺，不对等左券的锁链，不会排除，腐恶的军阀势力不会打倒，民主与科学的不雅念，不会开导。”在这个风趣风趣上，链接发扬五四精神，十分必要：“但愿人人今后不要健忘，五四虽然给‘文艺'带来重生命，但它伟大的风趣风趣，并不专限于文艺！”

1917级数学门学生、新潮社首批社员毛准（字子水，1893-1988)，新文化通顺时期撰闻名文《整理国故的方法》。德国留学归来后，毛耐久任教于北大历史系。1979年他发表《六十年前“五四”这一天》称：“‘五四通顺'，是一个地谈的学生爱国通顺，毫不是任何党派或任何东谈主所黝黑指使的；而是那时的学生感受到必须为我方的国度民族免于为强权所辱的咆哮，可说是后生学生感到我方与国度息息关系的一项自发通顺。”毛准其后还回忆：五月四日那一天，他如何随着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接着又到了曹汝霖的家，看到火从曹家烧起来，又见有东谈主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以为有点偏执了；不嘉赞罢课，“但作念学生不上课老是高兴的事”。至于说“五四”有好也有坏，这没故风趣风趣，应该讲“基本的问题”———隔断在巴黎和约上署名；促成开导现代的国度；加快了口语文的流行。

北大国文门1917级学生杨亮功（1895－1992），留好意思归来后，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诲系主任等。1979年联经出书公司发行的《我参加了五四通顺》中，收录了杨亮功的采访录《五四一甲子》：“杨亮功先生以为五四通顺，只是单纯的偶发的学生爱国通顺，与新文化通顺或其他任何因素完全无关。”这个风趣，在《〈五四〉重印序》中，仍是说得很了了：“读者不错从这一册书，认清“五四”的真面庞，体会“五四”的真风趣风趣。亦不错了解到此一通顺，与所谓新文化通顺，或任何外皮因素，完全无关。”如斯立论，主要原因是当年的杨亮功，只顾埋头读书，不太介入政事或文化行动。杨着《早期三十年的教授活命》第二章“五年北大读书活命”，说起新旧论战最浓烈时，他如何踏进度外。四肢不雅察者，书中描摹了刘师培、陈独秀、黄侃、钱玄同、黄节、吴梅、周作主谈主等诸君老师的作念派与神情，颇为清晰，而态度则显然偏向于刘师培。五四时间唯一能查到他的行动是，1917年12月27日北大廖书仓等47名同学发起北京大学耗尽公社，杨亮功列名其中。

对于文东谈主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通顺”的记忆，毫不单是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可能随时召唤出芳华、渴望与情感。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清晰的“追思”，咱们方才得以厚重投入“五四”的纪律情境。

“一班刊物竞成三”

日后北大学生的追怀与叙述，似乎皆备是《新潮》和《国民》的六合，这分歧，带进《国故》的视线，历史场景才比较完好。一班同学尚有如斯分歧，瞎想五四新文化通顺“铁板一块”，那是很不本质的。

日后成为着名作者的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俞平伯\(1900-1990\)，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忆旧事》，其中有：“同学少年多功德，一班刊物竞成三。”自注说：“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主捏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之一”。也等于说，同班同学中，除了以“文艺回复”相敕令的《新潮》，还有宗旨“修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国民》。这三个杂志存在时辰都不长，但影响很大。《新潮》12期，1919年1月—1922 年3 月;《国民》8 期，1919 年1 月—1921年5月;《国故》5期，1919年3月—10月。我关切的是，当初鼎足三分，可几十年来，宽绰追思著作，为何独缺了《国故》？《国故》同东谈主若何了，为何难见其自述或追思？如斯任东谈主评说，是否有失公允？

北大玄学门1915级学生、着名玄学家冯友兰（1895-1990），在《三松堂自序》中称，赶上了新文化通顺，但没能赶上火烧赵家楼，有点缺憾。而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中，冯先生说起：“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我方写稿、我方剪辑、我方筹款印刷、我方发行，面向世界，影响世界的。流派是有的，然而只好文斗，莫得武斗。”此文撰写于文革截止之后，故有“文斗”、“武斗”一说。五四通顺爆发前一年毕业的冯友兰，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大氛围，但未始确凿介入，故不太贯穿日后翻脸了天的“新旧论战”。

1919年10月由山西大学转入北大玄学系的章廷谦（别名川岛，1901-1981），毕业后留校任蔡元培办公室西文通告兼玄学系助教，一直奴婢鲁迅，成为其长幼配。曾在厦门大学、西南联大等任教，1946年起耐久执教于北大华文系。因毕竟是其后者，对新旧之争的内幕了解甚少。比如称《少年中国》月刊，“在那时，至少我有这样的嗅觉：是和《新后生》、《新潮》两个杂志鼎足三分的”（《少年中国粹会》，1950年5月4日《北大周刊》）；“凭良心说，等于那时的《国故》杂志不爱看”（《“五四”杂忆》，《文艺报》1959年8期）。四肢热心政事的“新后生”，不看《国故》很浅薄，但为何谈及《新后生》、《新潮》、《每周辩论》、《新活命》、《少年中国》，而只字未提许德珩等剪辑的《国民》？

1917年考进北大国文门、日后成为着名史学家的郑天挺（1899-1981），自称功底差，天天泡藏书楼，“两耳不闻窗外事”。1933年起，郑先生出任北京大学通告长，一直坚捏到1950年。1952年院系调治，奉调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老师。他的自传是晚年在女儿的匡助下撰写的：“这时北大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书：《新潮》、《国民》、《国故》，但咱们班的同学却仍然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行动。记起有一东谈主给《国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学的揶揄，人人都碌碌寡合，认为投稿是我方自大才识，颇不以为然。我很受这种念念想影响，其后不敢、也不肯以我方著作就正于东谈主，因而亦就很少写著作。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多如斯。”

北大玄学门1916级学生顾颉刚（1892-1980)，读书时，时常与同寝室的傅斯年高睨大谈。《新潮》创办时，顾在苏州养痾，仍是首批入社的21东谈主之一。1920年，顾发表《咱们最关键入部下手的两种通顺》，提议：“咱们应觉醒，咱们要是衷心要雠校政事，总不要用政事来雠校政事，务要用社会来雠校政事。要去雠校政事，先要雠校社会。要去雠校社会，先要使世界国民都有受教诲的契机。人人有了受教诲的契机，天然社会文化会冉冉耕作起来，才能够酿成有实力的公论、有价值的公意。”此文题目前面，有“教诲通顺”、“学术通顺”两个标语，很能体现胡适的影响以及《新潮》同东谈主的风趣。这就难怪，日后顾颉刚会说老同学“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则办起《国故》来，提倡‘保存国粹'，并推刘师培作社长，强硬地和《新潮》唱对台戏”，实在是不解景观（《我是若何编写〈古史辨〉的？》），但从来不评价许德珩等东谈主的《国民》。

谈及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一般都会引述1919年3月21日《神州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新旧两派之争衡》。此文称，陈独秀、胡适的学生与刘师培、黄侃的学生闹对立，于是有了《新潮》与《国故》：“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饱读非常，相互争辩。”刘师培对此报谈很反感，当即在1919年3月2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缘由》：“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相互争辩也。”不管当事东谈主如何辩解，没东谈主搭理，就因为此“新旧对立”的敷陈框架，浅昭着快，容易记忆，也有意于传播。

《新潮》与《国故》，代表新旧论战的南北极，评价迥异，但都不会被遗忘。相悖，以“增进国民东谈主格，详确国民知识，联系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文化态度不新不旧、且更多介入社会改革的《国民》，容易被忽略。对此，北大英文学门1918级学生、国民杂志社主干、日后成为早期共产党东谈主的黄日葵\(1899-1930\)很不以为然。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挂念刊》上，有黄日葵的《在中国近代念念想史演进中的北大》，说起五四时期学生两大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玄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事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念念想雠校、文学转换上，为《新后生》的助手，饱读励不遗余力，到今这种通顺仍是遍及化了。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顽抗国外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事热相联结。在杂志上不错看出他们对于政事问题、社会问题辱骂常防御的。”在黄日葵看来，新潮社成员日渐走向整理国故，而国民社成员不少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仰慕者，因此，后者更是五四通顺的中坚。

黄君这一敷陈计策，日后为另一位《国民》剪辑、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许德珩（1890-1990）所秉承。许1958年发表《回忆国民杂志社》，对《新潮》“因为有胡适帮衬”，故能与筹办较早的《国民》团结天出书，感到愤愤顽抗。四肢东谈主大副委员长，许德珩在1979年5月5日《东谈主民日报》上发表《五四通顺六十周年》，谈及《新后生》时，顺带提了一下《新潮》，但不忘添上一句：“《新潮》杂志的主理东谈主其后扫数倒退，走向反动。”至于上演邪派扮装的“《国故》派的东谈主物”：教员中有“最紧闭的复辟分子辜鸿铭”，“学生中有张煊、伍一比、罗常培等”。此文遵守推选的，是与我方关系密切的学生救国会与《国民》杂志。这里有毅力形态的起因，但亦然耐久的“瑜亮心结”———《新潮》与《国民》，在五四的舞台上，到底谁是主角。

99岁乐龄的许德珩副委员会长，在1989年5月4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挂念五四》（图八），对自家不雅点有所修正，作风相对善良：“这鼎足三分的社团，反应了那时的北大学生在蔡校长‘无所不包'这一想法下的念念想分野。他们在五四通顺以前的一个时期各行其是，互不相谋，真恰是叫作念‘目田发展'。”

四肢《新潮》的论敌、相同属于新文化通顺有机组成部分的《国故》，本自有其念念想资源及文化追求，可惜，几十年间被透顶漫画化了。《国故月刊社记事录》的“发肇端末”称，“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慨然于国粹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搭救”。此举得到蔡元培校长相沿，并获开办费三百元，1919年1月26日“开树立大会于刘申叔先生宅内”。“本月刊以修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凡北京大学同学有嘉赞本刊宗旨者得为本社社员”，杂志聘刘师培、黄侃为总剪辑，陈汉章等八老师为“非常剪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等为剪辑，杨湜生等为总务，罗常培等为通告。第一期除学生著作外，有刘师培、马叙伦等助阵。

时运不济的《国故》，很快被动上演邪派扮装，在宽绰对于“五四”的敷陈中，成为哄笑对象。如何看待《国故》的功过，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关切的是，为何《国故》同东谈主不发出我方的声息。除了期间大潮，还有很本质的考量：精神导师或亏损（刘师培）或离去（黄侃），根底无法坦护我方的学生；《国故》的主要东谈主物，日后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对于胡适相沿的新潮社和李大钊相沿的国民社，不错看得很了了。

唯一的例外，是早先不太关键的罗常培，日后在学业上取得很大成绩。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罗常培（1898-1958），早年爱重古典，记载整理刘师培的《汉魏六朝众人文联系》；大学毕业后，转入玄学系勤工俭学。恰是因其赶早改造门庭，走出“国故”社的罗网，日后才能投入主流学界。罗常培曾任中央联系院历史话语联系所联系员、北京大学老师、西南集中大学华文系主任等，1950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话语联系所并任第一任长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罗先生，正尽力追求逾越，积极参加念念想雠校，也很得政府信任，罗常培其后也不肯说起那糟糕的《国故》。从《挂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五四卅周年挂念专辑》，新华书店，1949年），到《第一个五四文艺晚会的回忆并怀一多、佩弦》（1950年5月4日《光明日报》）、《从朦胧到光明》（1950年5月4日《北京新民报日刊》）、《挂念“五四”要和钞票阶层划清念念想规模》（1952年5月4日《光明日报》），再到《自传》（《罗常培挂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罗先生都小心翼翼地粉饰《国故》杂志。谈及“五四”时，他更好意思瞻念追思的是西南联大时期，如何和闻一多等不顾当局高压，发起挂念“五四”的文艺晚会。

果真“上穷碧落下黄泉”，好阻遏易在1940年9月10日出书的《新光》杂志1卷6期上，找到了《国故》主干俞士镇的《居忆旧录·一、刘申叔先生》，其中有这样一段：“戊己之交，新念念潮方炽，余与同学辈请于校长蔡孑民先生，创设《国故》月刊，以修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孑民先生慨然允之，月助金三百番，并拨给校舍一椽，为办公所在。遂推举先师及黄季刚先生任总剪辑。……月刊之创也，志在整理旧贯，与校中《新潮》等刊物并行不悖也，外间不察，肆为饱读簧之论，报纸如《公言报》等，迳谓：‘刘黄诸氏，以陈胡等（指陈独秀胡适）与学生联结，有各样印刷物发行，故组织一种刊物，名曰《国故》月刊。'而各书肆炫利求售，更高揭‘新念念潮之敌《国故》月刊'之帜，谈路流传，妄生揆度，而皆集矢放先师，先师忧愤内结，遂以不起。嗟嗟！《国故》出生，乃反足以促先师之死，是则又岂余侪所及料耶！”这是当今我唯一见到的《国故》同东谈主的自我狡辩，值得全文抄录。不外，这位活跃于腐化时期北京学界的俞士镇，在而后的中国政坛及学界，都不被关注。

不是说“一班刊物竞成三”吗，日后的追思翰墨，为何只提《新潮》和《国民》，而不太波及《国故》？除了该杂志被定位为“反对新文化通顺”，成了邪派扮装，更因当初国文门1916级大多数同学参加的《国故》月刊，在念念想及学术上，如实没能大开一派新寰宇；即便“整理国故”的功绩，也都不足新潮社的傅斯年、顾颉刚等。期间大潮重兴旗饱读，自有其合感性。对于当事东谈主来说，被抛离主流，耐久不得志，即便有功绩，也不被记忆。因此，四肢其后者，咱们更应该尽力贯穿“五四”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五四”是不是激进，天然激进，不激进无法冲破多样政事的、念念想的、文化的羁系与樊笼。咱们要追问的是，何故以激进着称的北大，里面竟也如斯“豆剖瓜分”？历史终末遴荐了什么谈路，不完全由当事东谈主的意愿决定。日后北大学生的追怀与叙述，似乎皆备是《新潮》和《国民》的六合，这分歧，带进《国故》的视线，历史场景才比较完好。一班同学尚有如斯分歧，瞎想五四新文化通顺“铁板一块”，那是很不本质的。

东谈主生路上，握住与五四对话

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功德”，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握住前进的精神能源。昔日的标语或学说，早就被后东谈主超过了，但那种追求真谛的声威，以及芳华情感与渴望主义，永恒值得你我追慕。

对于当事东谈主来说，也曾参与过五四通顺，无论在京照旧外地，首领照旧大众，文化行动照旧政事谨守，这一资历，乃生命的底色，不灭的记忆，不死的精神；毋须婉言，这亦然一种关键的“记号本钱”。不雅察这些“功德”的“同学少年”，如安在事隔多年之后，时时穿越历史时空，与“永恒的五四”对话，不错让咱们恍悟什么叫“历史的魔力”以及“念念想的力量”。

说到这，我想推选几篇著作，四肢重大叙事的补充。北大国文门1918级学生孙伏园\(1894—1966\)，在《回忆五四当年》（《东谈主民文学》1954年5期）中称：“五四通顺的历史风趣风趣，一年比一年更趋显然；五四通顺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遗忘了。”莫得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通顺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遗忘了”。莫得“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标语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东谈主确凿记忆。

与此印象和标语之争相对应的，是细节与大事的互补。新潮社主干、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杨振声（1890—1956）撰有《回忆“五四”》（《东谈主民文学》1954年5月号），不讲大风趣，贯注场景描写，很酷爱。著作说起蔡元培校长带来了簇新的空气，《新后生》警觉了一代后生，接下来是：“那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战争，校内自身也有战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战争，学生之间也有战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照旧有战争。比较透露的最稚子而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战争。有东谈主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期就有东谈主在窗外大喊拜伦的诗。在房子的一角上，有东谈主在扬扬自得，朗朗上口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东谈主在计划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活命若何办？念古文的东谈主对计划者透露嫉恨的神色，计划者对念古文的东谈主投以鄙视的眼神。”至于说到《新潮》、《国民》、《国故》的关键剪辑东谈主都在团结班，人人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甚而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这就有点夸张了。不外，底下这个不雅察很酷爱：“那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华文系。在新文学通顺前，黄侃先生教韵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韵文。新文学通顺时，他们相互不骂了，上班都骂口语文。”

都是气血方刚的大学生，除学术及文化态度外，不免还故意气之争。许德珩1950年后，握住辩论“五四”，1979年、1989年两次在《东谈主民日报》发表长篇著作，不全是责任所在，其中也有个东谈主感怀。应母校北大的邀请，许德珩还撰写了长篇自传《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后生出书社，1987）。就像书名显示的，许先生一世都在追求后生期间的空想———其对于五四历史的追思不见得十分可靠，对于五四精神的阐释容有偏差，但终其一世，与“五四”伸开不懈的对话，这点让东谈主感动。自传中波及五四通顺部分，有段话我很感兴味：“因为咱们与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咱们不干。……《新潮》提倡写口语文，咱们《国民》就偏用文言文学发表著作。天然，这与咱们的刊物是世界性的相关，因为那时社会上对于口语文还不易罗致，然而也含有与《新潮》搞对立的意图。到了‘五四'以后，《国民》杂志的著作就改为口语文了。”这话有自我辩解的因素，毕竟东谈主家用口语写稿在先；可其中涌现出来的“意气之争”，如实属于“同学少年”。

在《五四偶谈》和《“五四”二十五周年》中，傅斯年称平日不谈五四，因为“我亦然躬与其事之一东谈主，说来偶然被东谈主认为捏平”；对于“社会上有劲东谈主士标榜‘五四'的期间”，更是不肯唱和。领悟“五四”自己的局限性———浅薄乃至偏激，但当有东谈主刻意扼杀时，会挺身而出，扞卫“五四的精神遗产”———这梗概是许多“五四”老东谈主的共同态度。

说到“五四”老东谈主的自我反省，还可举出俞平伯的《“五四”六十周年忆旧事》。诅咒“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接下来是将“四五”相比“五四”，称“海潮壮阔后居先”。最故风趣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耄及更教谈旧事，竹枝渔饱读尽堪咍。”诗后有自注：“那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除了将重大叙事飘摇为私东谈主追怀，更将“五四”贯穿为代有传东谈主的“千秋创局”。咱们对这段“芳华岁月”永恒的怀想，某种风趣风趣上，不仅当年的大学生俞平伯“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连大名鼎鼎的老师也好不到那儿去。用今天的眼神来抉剔五四新文化东谈主的诸多相当，其实并不贫瘠；难的是“恻隐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罗致与创生。

阅读北大校史贵府时，我叹息最深的是：团结个中国文学门（系），径直参与五四新文化通顺的学生（1916、1917、1918级），显然比此前而后的同学更有前途。为什么？因为多情感，有机遇，有舞台。依我的不雅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斯。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功德”，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握住前进的精神能源。昔日的标语或学说，早就被后东谈主超过了，但那种追求真谛的声威，以及芳华情感与渴望主义，永恒值得你我追慕。

终末谈谈四点感念。

第一，当事东谈主对于“五四”的追怀与阐释，既可人，也可疑；由此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可幸免地隐含着叙述者的政事态度及个东谈主风趣。可也恰是这种握住的对话，保证了“五四”的渴望性“代有传东谈主”。诸多北大学生的追思，组成了“五四据说”的主体；即便如斯，决定敷陈方位的不是四肢个体的罗家伦梗概德珩。令东谈主欣忭的是，北大学生在适合期间潮水的同期，往往有我方的坚捏。

第二，当年态度迥异的大学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谈扬镳。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高下求索的期间，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逆流。后东谈主在褒奖那些站在舞台中央并得益无数掌声的学生的同期，请对那些处于边际地带、在聚光灯以外苦苦挣扎的后生学生，给以“了解之恻隐”。歌颂凫水儿，贯穿失败者，只好这样，才能组成完好且真实的“历史场景”。

第三，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演义一集》的“导言”中，曾将新文化通顺初期狼藉的文学行动比作“尼罗河的大泛滥”：“随着来的是大群的有但愿的后生作者，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行动的急流中仍是练得一付好本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忽地有声有色！”彭胀到政界与学界，何尝不是如斯，此次“尼罗河的大泛滥”，日后耐久津润着无数后生———尤其是“先得月先得月”的北大学生。但这有个前提，不行安静于“吃‘五四'饭”。对于“五四”，只唱颂歌，远远不够；贯穿傅斯年和俞平伯的态度，当事东谈主的自我反省以及其后者的批判才调，相同必不可少。

第四，客岁的这个时候，我在北大召开的“五四‘与中国现现代文学”国外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说了这样一段话：东谈主类历史上，有过许多“要道时刻”，其巨大的辐照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心爱不心爱，你都必须阐扬面临，这样，才能在千里念念与对话中，得到前进的方位感与原能源。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故去，但进程一代代学东谈主的追问与剖解，它遒劲成为其后者不可或缺的念念想贵府”。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念念想文化程度来说，“五四”便上演了这样的关键扮装。四肢其后者，咱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念念想学说、文化潮水、政事运作等）这样的要道时刻、要道东谈主物、要道学说，保捏握住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念念维操练”，亦然走向“心灵练习”的必由之路。

不外，坦直嘱咐，这段话是从我的《触摸历史与投入五四》一书中抄来的。想不出更好的截止语，只好再次引录，然后添上一句：诸位，请打起精神，挺起胸膛，阐扬地与“五四”阿谁风浪幻化的期间以及那一代北大学生伸开深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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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文尚